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。我也有幸地在北京大学就读过一段时间。我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一所能代表全“中国”的名校。不过后来，我渐渐发现其实北京大学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更是靠近“北京”的大学。

    虽然大多中国人认为高考已经实现了相当高的公平程度，但我认为当前的高考制度缺乏机会平等，特别是“地域歧视”的现象相当严重。

    今年，北京高考生总数为76007人，北大本部在北京招收246名考生。而山东和河南等人口大省的情况截然不同。山东高考生总数高达约57万人，但是北大 却在山东仅招54名考生。河南高考生总数达到约95万人，北大在河南也仅招60人名考生。按照上述招生数量，在每309名北京高考生当中有一名能考上北大 的时候，在山东和河南则分别是每10556名中一名和每15833名中一名。

    北京高考生可能比其他城市更加优秀一些，但北京比其他地方高30几倍的录取比例显然离谱。考虑到北京考生本身能享受比其他地方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，为了实 现机会的公平，北京大学应该更加照顾其他地方高考生才对。但是它反而更倾向于北京高考生。因此，我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高考生在受双重的不公平。

    相比于中国的高考，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更具有公平性。韩国的高考——“大学修学能力试验”是全国统一的考试。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存在机会不平等的问题，因为农 村地区的教育环境不能与首尔以及大城市相提并论。为了消除地域不平等问题，韩国从1996年开始采取“农渔村特别招生”。韩国各所大学可以选拔招生数量的 4%(名额外)为农渔村地区的高考生。比如，2010年首尔大学招生数量3096名，其中95名是通过该招生制度考进去的的学生。另外，韩国从2009年 开始实行“机会均等招生”。每所高中可以将3名贫穷家庭的高考生推荐给大学。按照《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》受政府扶助的贫穷家庭的成绩优秀子女，将有机会获 得推荐机会。

    韩国之所以这么关注教育机会的平等，是因为教育是社会阶级流动的最佳阶梯。而韩国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两极化的加剧，社会阶级流动机制逐渐僵化。比如，我 在韩国上初、高中的时候，也就是21世纪80年代末，家庭环境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学习也好。有很多同学虽然家境贫穷，但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考上了好的大学，并 改善了自己的社会地位。但是现在，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太容易出现。很多高考生的成绩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情况。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家庭月收入超过500 万韩元(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)的高考生平均大学修学能力试验成绩为291.1分(满分500)，而家庭月收入不到200万韩元(折合人民币约1.2万元) 的高考生平均成绩仅为257.6分。并且前者的升学率高达77.8%，而后者则仅43.1%。教育已经从社会阶级流动的阶梯变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机制。

    反之，按照今年首尔大学的招生计划，通过“农渔村特别招生”和“机会均等招生”，190名符合条件的高考生可以考进首尔大学，该比例达到招生数量的逾 6%。由于这两个招生制度比一般的招生制度更加宽松，不少城市的家长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做“高考移民”——初中时去农村后，进入当地的高中且享受该制度的优 惠。可见，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，但我觉得这两个制度一定程度上在消减“机会不平等”带来的问题。

    那如何能实现中国高考的地域公平呢？在我看来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实行全国统一命题、统一标准录取的真正的“统一高考”。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消除地域歧 视。有人会担心，这样一来可能会降低青海省等教育环境落后地区高考生的升学率。对于这些地区的高考生，大学在招生程序上可以适当地给他们优惠。当然，为了 防止“高考移民”，应该严格地挑选这些地区的高考生。

    我认为，大学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真正的起跑线。但对很多中国高考生来说，他们在到达这条起跑线之前多有一个门槛。只有真正的统一高考，才会给所有高考生提供公平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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